傅雷家书: 试与傅雷比高-管筱明

作者:励志美文

  近两年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有三件大事:一是他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《追忆逝水年华》和用法文翻译的《中国古诗词三百首》在国内外出版后,其优美的文笔引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的注意,表示十分欣赏和钦佩,尤其称赞《中国古诗词三百首》是“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”,由此国内十大教授联合提名许先生作为候选人,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。二是去年有个外国乐团访华演出,节目中有一部曲子,六个乐章是根据六首中国古诗词改编的,由于年代久远,又经多方转译,其中两首究竟是何人所作,已不清楚。为了弄清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一个谜,苦煞了中外多少学者?许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,终于考证出这两个乐章是根据中国唐代诗人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和李白的《客中作》两首诗改编的,解开了一个大难题。三是志在赶超傅雷的译著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于今年初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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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到翻译家傅雷,我们马上想到他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。如果说《约翰·克利斯多夫》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,傅译巴尔扎克的影响更多停留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层面。

  傅雷先生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座高山,其精心翻译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更可以说是高山顶上一棵参天大树,要超越它实为不易,不仅要有非同一般的胆魄,更要有扶摇直上九天的鲲鹏的翅膀。

1944年许渊冲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时摄

 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(年龄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)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。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。后来学了法文,对翻译有兴趣,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。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,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、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。傅雷提倡,也达到了“化境”。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  约稿时许先生再三表示,傅译已经十分优秀了,大可不必再译。我对他说:“名著不怕重译,况且您可以超越傅雷。”这句话果然激起了他的雄心,老先生不顾七八十岁的高龄,卷起袖子就干,一百二十万字一译就是五年!现在书已出版,究竟超没超过,需要细心比较,本文并不打算深入探讨。我个人的感觉是:整体风格各有千秋,难分轩轾,字句处理许译略胜一筹。这个“胜”就是胜在细节上,前后呼应上,音乐术语上,尤其是胜在现代口语上。例如这一段,傅雷是这样译的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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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过傅雷没有译完所有巴尔扎克的作品。为出版汉译巴尔扎克全集,我们势必要补足他未译的作品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巴尔扎克全集》,凡是有傅雷译本的,一例不用别的译本。傅雷未译的,则另请译者。这些新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师法傅雷,它们与傅译并列,风格上的差别并不见得很大。第二十五卷《都兰趣话》是个特例。这是一部用拉伯雷风格写成的、《十日谈》式的短篇故事集,插科打诨,玩世不恭,译文也只有跟着走了。傅雷字怒庵,性情刚烈,嫉恶如仇。他译书一般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,不会去译这部书;真的译了,恐怕也不讨好。

  他认得这音乐,认得这愤怒的呼号,这疯狂的叫吼,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!血在那里沸腾,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,它鞭挞一切,扫荡一切,又突然停住,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。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,使他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,变得硕大无朋。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。他是一座山,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。狂怒的大雷雨!痛苦的大雷雨!……哦!多么痛苦!……可是怕什么!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……好,受苦吧!永远受苦吧!……噢!要能坚强可多好!坚强而能受苦多好!……

1977年2月16日钱锺书先生来信,谈到译文可以胜过原着的问题。

  另一方面,翻译不能垄断,傅雷译过的作品可以复译。别的出版社也出巴尔扎克的小说,如最著名的《高老头》和《邦斯舅舅》。由于版权问题,它们都另找译者。译林版《邦斯舅舅》的译者许钧先生是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,他指出“傅雷的艺术个性在译作中表现得过于充分,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风格”。他自己的译文自然力求更加贴近原文的风格。

  许先生是这样译的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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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傅译的另一个名牌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也受到挑战。两家出版社将要推出新的译本。一位译者是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,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,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,是两种语言的竞赛,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。许先生很自信,认为他译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高于傅译。另一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谦虚,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,但是将是另一种味道。如果傅译是大米饭,他的译文是籼米饭,请读者换换口味。

  他记得这支乐曲,记得这愤怒的呼啸,这疯狂的吼叫,他听见无法控制的心在胸膛中蹦跳,血液在奔腾咆哮,他感到脸上有狂风在吹,在打,在摧毁,但又忽然被巨人的意志摧毁了。这个巨人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肉体,扩张了他的心灵和四肢,使他扩大了无数倍。他在世界上大步前进。他是一座大山,狂风暴雨就是他的呼吸。愤怒的风暴!痛苦的风暴!……啊!多大的痛苦!……不过这算什么!他觉得自己强大了!受苦吧!受难吧!啊!强大多么好!强大得不怕痛苦更是多么好……

1949年,巴黎联大校友在香榭丽舍欢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。左2为梅贻琦,左4为许渊冲。

  韩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。傅雷的文学语言,是半个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(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)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语言也在发展,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。西方有一派翻译理论认为每隔几十年就需要产生新的译本。我们这代人喜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,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,他们读外国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,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。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,他们宁可要带血的。近年来的文学翻译,就其总体趋势而言,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。

  两相比较,我们就会觉得傅译的文字明显具有早期白话文的痕迹,而许译的语言更有现代感,更易得到现代读者的认同。“试与傅雷比高”是出自毛泽东“欲与天公试比高”的诗句,它表现了一种宏大的气魄。本来文学翻译属于艺术而非科学,评判孰优孰劣常凭主观感受,所以超不超过并不重要,关键是要有超过的胆魄和锐气。傅译初版已有五十余载,如果至今仍无人敢于超过,那绝不是好现象,只能说明我们后人不争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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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许渊冲文集》 许渊冲着 海豚出版社

仰望寥寥星空,我想到一位“跨时代”的老人,他的学术成就,既属于那个时代,更属于这个时代。他身上笼罩着天才与大师的光环,依然给那暗淡的天空,涂上一抹亮色。他就是许渊冲!

天才的存在

许先生今年94岁了。他毕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互译工作,已经在国内外出版中、英、法文着作120多部。1994年,他的中译英《中国不朽诗三百首》在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,这是该社出版的第一本中国人的译作,并得到“绝妙好译”的评价,顾毓琇赞扬此书“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,且能押韵自然,功力过人,实为有史以来第一”。1999年,他的中译法《中国古诗词三百首》在法国出版,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称作“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”。他的英文回忆录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在美国出版,被纽约时报评为“融诗情哲理于往事”的杰出着作。他将《西厢记》译成英文,被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誉为“在艺术性和吸引力方面,可以和莎翁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媲美”。他英译的《楚辞》,被美国学者寇志明誉为“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”。钱锺书读到他中译英《毛泽东诗词》时,称赞他:“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,灵活自如,令人惊奇”,叶嘉莹教授称赞他的中译英诗词“音韵皆美,情味悠长”。

当然,有人会说,归根结底,许先生的存在,还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余绪。这也没错,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,许先生并没有停止他奋进的脚步,他更是一位新时代的英雄!2003年,许光锐在评价西南联大的优秀学生时说,那时培养的人才,物理系的代表是杨振宁,数学系是王浩,中文系是汪曾祺,外文系原来是查良铮,可惜他死得太早,现在许渊冲超过了他。

永驻的青春

回想起我与许先生的交往,也属偶然。那是在3年前的一天下午,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,来到许家拜访。进门时我想,一位90多岁的老人,曾经有过那么多辉煌的成就,现在应该在安度晚年了吧!但是我错了,他竟然精力旺盛,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,经常写作到深夜一点。他思考问题、研究问题,依然头脑清楚,谈起话来声音洪亮,条理清楚。他还在全力翻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。

我动了为许先生出版全集的念头。于是我们商定,先出版《许渊冲文集》,为此申报“国家出版基金”,预计出版20余卷。不久我们申报成功,获得100多万元资助。没想到进入工作后不久,我们就发现,许先生创作文字量巨大,光是译文部分,就已经达到1000多万字,构成27卷了。没有办法,我们只好打着“文集”的旗号,先出版“译文集”。如果有能力,再接着申请资助,接续文集的出版工作,将许先生其他着作纳入其中。

另外我们还与许先生商定,出版两本小书,一是《经典英译古代诗歌1000首》十册,此书面向两类读者,一是面向外国人,再一是面向国内许多幼儿园、学校,他们知道许先生的翻译靠得住,因此书销得很好,已经再版。再一是《丰子恺诗画,许渊冲英译》,丰子恺诗配画意境优美,其中许多诗词,许先生都已经译成英文了;这次又请许先生将未译部分补齐,构成一本绝美的小书。

高傲的智者

回忆去许家组稿的情景,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情,还有他的夫人照君女士。她对人温和亲切,一直跑前跑后,边倒茶,边找书,边为许先生大声“解说”。她不断地述说着,许先生老了,耳朵背了,但身体还好。但她还说,毕竟是90多岁的人了,他的时间不会很多了,你们有什么需求,赶快让他做吧,能多做一些事情出来,就是给人们留下的财富。听到这里,我的内心中一阵酸楚,几乎落下泪来。

照君女士也谈到许先生的个性,说他把学术研究看得比生命还重。许先生的名片上印着“书销中外六十本,诗译英法唯一人”。有人会觉得他有些狂妄,不是谦谦君子。在编辑他的文集时,我发现,其实许先生是一位非常讲道理的人,遇事心平气和,见不到半点火气;但在讨论学术问题时,他却主张“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”,丝毫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。

许先生很尊重傅雷先生的作品和翻译理论,但是他认为傅雷的思想还需要发展,况且傅译并非无懈可击。比如《高老头》,傅译第5页中写道:“你可以看到一个晴雨表,下雨的时候有一个教士出现。”许先生在法国见过这种晴雨表,表的上方有一个小顶篷,天晴时折起,下雨时顶篷自动伸出。顶篷的法文是capucine,教士的法文是capucin,只有一个字母不同,可能是巴尔扎克笔误,也可能是印刷错误,傅译却错上加错了。还有《高老头》最后一页上,傅译:“他的欲火炎炎的眼睛停在王杜姆广场和安伐里特宫的穹窿之间。”许译:“他的眼睛贪婪地注视着汪汤广场上拿破仑的胜利标柱,一直望到残废军人院这位英雄的死亡之宫。”两者相对照,傅译漏掉了拿破仑墓地的描写,因此读者也就无法理解欧金为何有那样的目光了。

还有,许先生多次与杨振宁讨论翻译的科学风格与艺术风格问题,杨先生翻译杜甫诗句“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”,许先生认为翻译十分准确,但属于科学风格,比如他将“文章”直译出来,但杜甫没写过多少文章,所以应该译为“poem”,这就是艺术风格了。另外,许先生在重译《红与黑》时,将此前的几种译本加以比较,批评其中两个译本句法不地道,一句话中出现两三个“的”字,不像是一个作家写出来的句子。

许渊冲的风格,坦率而讲道理。有时,他会表现出一种霸气。他说中英互译很难,是英法互译难度的10倍,中国人只能将这个最难的翻译承担下来;他说中国人不应该自卑,应该把翻译提高到创作的地位,建立中国学派的译论;他说中文的优点不在严谨,而在诗性,所以在翻译文学方面,一定会胜过西方一筹;他说《楚辞》是中国文化的一座高峰,是最强音,而散体翻译却把它变成山峦或大合唱了,只有他有韵有调的翻译,才能表现它的意美、音美和形美;他说重译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,它可以使我们的翻译水平,在竞赛中得到提高,所以直到现在,他还在重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并且自信他的译本一定会超过朱生豪或梁实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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